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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世界周刊」1342期，蘇友貞談「反芻西方」，談到翻譯語重心長，切中時弊。文中說：「翻譯本就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」，前輩名家為翻譯文字設定三個標準：「信、達、雅」。翻譯能達到這三個標準似乎是應該的，如有一項達不到，即不免會為人批評，梁實秋在一篇文章裡談到：余家菊把一段英文譯成中文，郁達夫把那段譯文批評得一無是處。幾近「謾罵」，梁大師認為郁過分，站出來說郁譯的比余的錯更多(大意如此)，姑不論三位大家的譯文誰好、誰對，只這些事的本身已清楚反映了翻譯的「難」。
大陸出版的幾本書─「隨園詩話」、「容齋隨筆」、「人間詞話」均有白話譯文，相信這些書的譯本都不是泛泛之輩，我的一位朋友看過後說：「我懂的地方，譯文中譯加解說，我不懂的地方，譯文中也多一筆帶過，而且有我也看得出譯錯的地方」，他的意思是連他都看得出錯譯，若給大師們─如錢鍾書、梁實秋等大師輩過目，還不知如何說呢！。錯譯本來是免不了的，但錯在不是深奧難懂的地方，而是英文或其他原文的語法、字意，就不能說是「吹毛求疵」了，我也堅信梁大師譯的「莎士比亞全集」不可能完全沒有錯譯的地方。
Vanity Fair，有譯成「名利場」和「浮華世界」的區別，或也和Gone with the Wind，譯成「飄」、「隨風而逝」或其他如「亂世佳人」，好壞怕都是見仁見智，如談正「誤」，似乎言「重」了。連林琴南這位古文大學，胡適就曾說他中文文法不對(通)，還舉林文中的句子為例，可見作文難，批評亦不易，何況譯他國的文字呢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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