全通翻譯/翻譯社

本刊記者／楊東曉

英國人威妥瑪作出大膽判斷，

拋棄南京官話，讓北京官話成為日後中國標准語音的發展方向

能說一口標准中國南京官話的托馬斯‧科蘭西斯‧偉德加入了英國陸軍，這年是1838年，20歲的偉德從劍橋大學畢業。他那一口南京官話曾經是中國的“國語”。

參軍後，托馬斯‧威德在23歲那年隨著英軍到了中國，參加了鴉片戰爭。此後，他的名字按照中國人的習慣，應該叫做威妥瑪了。1843年起，威妥瑪在香港的英國殖民當局做翻譯，這時，他把英語翻譯成南京官話跟中國人交流，再把各種口音的中國話翻譯成英語。這一時期威妥瑪對各種各樣中國話的接觸，是他後來創立威妥瑪拼音的基礎。

熟悉中國語言的威妥瑪1847年退伍，在英國駐華機構任職，當了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署漢文副使。無論是在香港當翻譯還是任漢文副使，他的工作一直與中國話有關，在與中國語言打交道的過程中，他還結交了很多令他一生尊敬的中國老師。

威妥瑪在中國大陸的第一個工作地點是廣州，因為當時各國駐華使館還沒有進駐北京的權力。他長駐的第二個城市是上海，1853年他任過英國駐上海副領事，1854年英、法、美三國取得上海海關控制權，他被英國政府任命為上海海關第一任外國稅務司，幹了一年就辭職了。1855年他任駐華公使館漢文正使，這又是一個專門與中國話打交道的職位。但是從1853年起到1858年這段時間，他還有項工作，就是任英國全權專使額爾金的翻譯，參與了中英《天津條約》、《北京條約》的簽訂。

當翻譯和教授中文，使威妥瑪成為一位漢語通和語言學家。簽訂中英各項不平等條約以及1861年任英國駐華使館參贊、1871年升任駐華公使，是威妥瑪的政治生涯。

1883年，65歲的威妥瑪退休回國，70歲那年他又回歸自己語言學家的身份，任他的母校劍橋大學的首任漢語教授，並將所藏漢文、滿文圖書贈與劍橋大學。

南京官話不再主流

威妥瑪在劍橋學到的那口流利的南京官話，是以南京音為標准音，以長江中下游及北方方言為基礎方言的語言，把這種語言帶給歐洲的，是比威妥瑪大266歲的意大利人、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。“利瑪竇-金尼閣拼音”在很長一段時間里，主宰著西方人的漢語發音。這種發音不同于南京方言，就像現在的北京話不同于普通話一樣。利瑪竇在1592年11月寫給羅馬的法比神父的信中說：“中國十五省都使用同樣的文字，但是各省的語言不同。還有一種通用的語言，我們可以稱它為宮廷和法庭的語言，因為它通用于各省法庭和官場。我們目前學習的，正是這種語言。”這種語言，就是南京官話，但它又不是純粹的南京本地話。後來馬禮遜編的第一本漢英詞典，也是取南京官話發音。

會說南京官話的威妥瑪甫進入中國，就發現他的中國官話並不能順利地與人交流，一是中國太大方言太多，並非人人都會他學過的這種語言；二是他所掌握的官話，實際上並沒有普及到“國語”的程度，那些與他交往的官員，操著另一種口音，京腔。

英國進入中國後的十幾年里，隨駐華使館一路北上。于是，一個威妥瑪由南向北的語言地圖能說明不少問題：威妥瑪從香港到了廣州，他不懂廣州話，得找在穗的西方人或傳教士給他當翻譯；後來再由廣州到了湖南，廣州的翻譯或教友一入湖南，就無能為力了，只能再找湖南的教友或傳教士；等他到了上海，湘音又無法與吳語溝通，又找滬上的傳教士。而在當時最西化的上海，傳教士大包大攬地告訴他，學會上海話，走遍中國都不怕。這期間，在上海海關工作的威妥瑪負責培訓那些來自英國本土的海關人員。

當威妥瑪在上海工作了八九年後，1964年英、美、法三個西方強國，第一批獲准將使館遷入北京。威妥瑪也在這時進入北京，這時他發現上海話在北京是無法通行的。事實上，威妥瑪在上海期間就已經察覺，官場上，說北京話的大有人在，各地官員中會說北京官話的，比說南京官話者要多得多。畢竟，明朝從南京遷都到北京已經四百多年了。

南京官話距離現實生活實在是太遠，就拿紫禁城里頭來說，原來說南京話的明朝已經不複存在，太平天國所詛咒的“ 胡人胡語”依然盛行，而陪同小王子們玩耍長大的、最貼身的人無非是太監，太監多出自河北河間府。所以，北方話早就占了上風。整個紫禁城的王朝居住史中，南京官話也只在明朝時，大臣在帝王面前才使用。

于是，這位頗富語言天賦的中文秘書做出一個大膽的判斷，北京城里的官話，才是今後中國標准語音的發展方向。

驚動日、俄的漢語教學法

英國使館獲得進京權後，開始大張旗鼓地招募人馬，擴大英國在華各個領域的工作，威妥瑪的漢語才能，這時得到了極大的發揮。他的職務里，多出一項漢語培訓業務，教剛招聘到的英國人說中國話，對于這些零起點的英國人，威妥瑪大膽地拋棄了他所學過的最正統的南京官話，而以北京話寫成教材，傳授給英國同事們。這本名為《語言自邇集》的漢語教材第一次在英國出版是1867年。

這一改革，令英國老一輩的漢語通們非常鄙視，他們貶稱這本書是“大使館漢語”，一時間威妥瑪受到不少攻擊。就像一個中國學生在倫敦住了20多年，沒有學成倫敦英語，而是學了一口英國鄉下了俚語，被內行人所恥笑。

威妥瑪還是堅持用自己的判斷，編寫教材和教授北京官話，北京官話當時也就是北京城里的話，北京各區縣的口音至今與普通話還有區別，所以威妥瑪並不教授北京郊區的語音。

他的《語言自邇集》，一百多年來，在中國就像一個傳說，直到2002年，才被深圳大學文學院教授、中國音韻學會理事張衛東從香港、倫敦等幾地找齊了全三冊，並翻譯介紹給中國讀者。

張衛東告訴本刊記者，第二波進入北京的外國使館，比如日本、俄國等，一聽說威妥瑪編著了學習北京官話的《語言自邇集》都作出了快速反應。日本首任駐華公使柳元前光1871年進駐北京，原本帶來5名剛從東京外國語學校畢業的說南京官話的翻譯，公使敏銳地發現官話的變遷後，立即給外務省打電報，讓東京重新選幾個人到北京來，就地學習威妥瑪教授的北京話。直到1874年3月17日，他還堅持給外務省打報告：“滿清(原文如此──張衛東注)建國後，苦于漢人吱唔不規則，另定北京官話，使滿漢官吏本體遵用……始以官吏能京話方能上堂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