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本關西國際機場為了吸引中國觀光客,將大舉展開中文服務,首先將引進電話口譯服務,以協助店員和外國顧客,特別是中國遊客的溝通。日本共同社報導說,由於日本放寬了對中國自由行旅客簽證的發放,中國遊客可望大量增長,關西機場希望藉由這樣的服務,吸引中國遊客從關西機場出入境。

    導說,這項電話口譯服務,從八月九號開始,在關西機場各處,設置大約190個電話口譯裝置,當店員與外國旅客出現溝通困難時,可以立刻靠這種口譯電話,打給口譯人員,要求提供翻譯服務,目前所提供的語文,包括華語、英語與韓語三種;此外,關西機場也將要由中國員工提供諮詢服務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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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社記者劉正慶台北18日電)立法院表決通過兩岸經濟協議(ECFA)後,陸委會今天表示,目前英文翻譯事宜已持續進行,等英譯作業完成將提供給世貿組織(WTO)會員參考,但ECFA的效力仍以中文版為準。

陸委會晚間透過新聞稿指出,政府將適時把ECFA提送WTO並完成通知程序,至於ECFA的生效日期,兩岸將依據協議規定,透過海基會以書面通知大陸海協會,在雙方完成相互通知作業後,才能確定生效日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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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評社北京8月18日電/新世紀以來,伴著中國的經濟崛起,中國文學呈現出蓬勃發展、百花盛開的繁榮景象。據統計,中國每年出版文學圖書約15000種,僅長篇小說每年就多達1000多部,2009年,長篇小說實體書出版更是達到了3000多部,創作數量成倍增長。

  然而,在全球掀起中國熱的今天,中國當代文學作品又有多少走向了世界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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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議員周威佑等人,日前踢爆台北市公車站牌英文翻譯荒腔走板,文不對題。其實不只公車站牌英文,連台灣各大公共場所,甚至觀光國際形象廣告的英文都錯誤百出,令人汗顏。

     以觀光局在全球大力宣傳的形象廣告「Taiwan-touch your heart」來說,不僅語法不對,連基本文法也不通。正確說法應是Taiwan touches your heart或Taiwan will touch your heart。

     另外,台北市捷運站車廂內常見「握緊扶手」,英文翻譯竟然是「have a grip!」,令人不禁懷疑,到底是翻譯人員欺侮民眾英文不懂開大家玩笑,還是翻譯人員自己弄錯了都不知。Have a grip 是英文俚語,有負面之意。對人說「Have a grip!」表示請對方控制一下情緒,行為像樣一點,如此「幽默」的英文,真是令人哭笑不得。其實,最簡單也最常見的「請乘客握緊扶手」英文翻譯就是高鐵站所用的「please hold the handrail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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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謝尊王,真的幫了我很大的忙!」嘉義縣溪口開元殿開台尊王歡慶387周年聖誕千秋,到場祝壽擁有高學歷的康有力集團董事長郭彥甫,4年前在大陸投資工廠,卻接連遭逢不順,請示開台尊王協助化解,度過公司難關。為還願,他已搬到嘉義居住,盼開設英文班、翻譯英文經典,讓廟務蓬勃發展。

台北出生、畢業於名校加拿大多倫多機械工程研究所的36歲郭彥甫,20多歲開始創業,現擔任康有力集團董事長。他說,4年前在山東投資建廠,人事不順遂,訂單常遇問題。他在前輩指導下回台,去年8月到溪口請示開台尊王化解之道。尊王指出,工廠建地不乾淨,公司還有內神通外鬼。若不解決,不僅生意難突破,還恐有血光之災。

「我學機械工程,對超自然現象難免半信半疑。」郭彥甫說,他返回工廠後查資料,發現工廠用地果然是國共抗戰戰場舊址。有時在辦公室辦公,溫度計顯示25度,卻覺得莫名寒冷。他嚇一跳,但未立即設法解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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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說一口流利純正的英語,口音略帶點美國英語的腔調,卻完全沒有當地普通希臘人的口音。

我在比雷埃夫斯港口採訪希臘中國工商會的主席雅尼迪斯之際,工商會請他來做翻譯。聽著他的語速、用詞,讓我一開始以為他大概是一位職業翻譯。因為我此前採訪希臘重量級政治家、比雷埃夫斯港口管理局總裁時,當局專門請來的高翻的英語也有希臘口音。

後來,我才發現他不僅是希臘中國工商會的董事,還是自己的船運公司老闆,並同時經營著地中海地區的一個私人直升機機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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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瑪竇于1582年不遠萬裏來到中國,他採取聰明的策略,首先融入中國的社會和生活,經過19年的苦心經營,上上下下結交了許多中國的士大夫(包括當時最大的學者徐光啟)甚至京都要員,終于在1601年見到了中國皇帝(萬歷皇帝朱翊鈞)。最後他死在中國,生前留下了《利瑪竇札記》。他的墓直到現在仍在北京。利瑪竇是個很有眼光的傳教士,他的工夫並沒有完全用在公關上,而用在對中國國情首先是對中國古代儒家經典的研究和翻譯上。1593年他已經將“四書”(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論語》和《孟子》)的主要部分用拉丁語翻譯了出來,呈送給梵蒂岡教皇。利瑪竇開了個好頭。不久他的繼任者金尼閣(比利時人)也把“五經”(《詩經》、《尚書》、《禮記》、《周易》、《春秋》)翻譯成拉丁文,並在杭州刊印出來。這是中國古籍最早的西文譯本。

當然這兩個人的譯本還只是起個“拋磚引玉”的作用,它們本身還算不上完善的譯本。完善的譯本過了半個世紀才出現,那已經是清代的早期和中期了。清代早期的康熙皇帝和中期的乾隆皇帝都是比較開明的帝王。他們允許西方傳教士繼續來中國傳教(康熙于1692年宣布基督教對中國“有益無害”),而且還親自和他們交流。傳教士們便利用這個機會發奮地研究掌握中國的方方面面,他們仍把古代經典的翻譯當作要務之一。于是經過幾代傳教士的努力,這些儒家經典係列都有了完整的譯本,其中“四書”的完整拉丁文全譯者是比利時傳教士衛方濟(F ran ciscu s N oel,1651-1729)。他在前人的基礎上經過20余年的努力,于1711年在布拉格大學刊印了他的“四書”全譯本和介紹中國其他古代思想家的《中國哲學》一書。“五經”的拉丁文全譯本則是由好幾位傳教士如法國的白晉、劉應、馬若索和雷孝思等人完成的。到了乾隆時期,這些古籍又有了法文譯本,它們是由法國傳教士孫璋、宋君榮和錢德明等人完成的。此外他們還用法文寫了《孔子傳》和《孔子弟子傳略》等這樣一些著作在北京出版。這已經是18世紀下半葉的事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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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選自眾文圖書之《英文學術會議口語表達》】

 

編註:UDN 校園博覽會即日起節錄《英文學術會議口語表達》部分篇章,分為五篇逐日刊出,歡迎即將出國留學及有機會參加英文學術場合的同學,多加閱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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