翻譯的歷史，原來如此!!
新聞來源：香港文匯報
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，自古以來，又與其它國家保持外交關係和友好往來。民族相異，國家不同，語言和文字就千差萬別，因此，歷朝歷代都設有專人專職或專門機構從事翻譯工作。僅就官職而言，周代有「寄」、「像」、「譯」等；秦漢時期有「九譯令」、「譯官令」、「譯官丞」；南北朝有「譯令史」；隋唐時期置「通事舍人」；宋遼金時期分別有「潤文史」、「譯史」、「通事」；元朝設「怯裡馬赤（蒙古語，指口語翻譯）」；明朝有「譯字生」；清朝設「通譯官」。
這些翻譯人員的級別不高，一些朝代的翻譯人員甚至沒有品級。清代的通譯官一般為七、八品，光緒年間，各使館的頭等通譯官始提高待遇，定為正五品，限額一名，嚴禁超編。
古代的翻譯工作遠在商周時期就開始進行了。據西漢伏勝《尚書大傳》載：交趾之南有越裳國，「周公居攝六年，制禮作樂，天下和平；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，曰：『道路悠遠，山川阻深，音使不通，故重譯而朝』」。「像」是翻譯官，「重譯」就是多次翻譯的意思，越裳國包括今越南大部和柬埔寨部分地區，與中國相距遙遠，言語不通，所以需要翻譯成漢文才能看懂。
從史料記載來看，從南北朝至唐代，官方的翻譯機構和譯員主要從事佛經的翻譯工作。
南朝梁惠皎《高僧傳．佛陀什》云：「先沙門法顯於師子國（今斯里蘭卡）得《彌沙塞律》梵本。未被翻譯而法顯遷化。京邑諸僧聞什既善此學，於是請令出焉，以其年冬十一月集於龍光寺，譯為三十四卷，稱為《五分律》。」另外比較著名的，就是唐代高僧玄奘法師，他從印度帶回大小乘佛教經典520夾、657部。回到長安後，住大慈恩寺，專心譯經，前後共翻譯佛經1300多卷，同時，將《老子》等中文經籍譯成梵文，傳入印度。
宋遼金時期，為了適應對敵國鬥爭的需要，在生員考試中增加了翻譯女真文、契丹文和西夏文的內容。而西夏、遼和金國，為了吸收中原地區的先進文化，特別重視翻譯工作。
西夏仁宗時，專門設立「刻字司」，翻譯《孫子兵法》、《六韜》、《貞觀政要》等大量漢文典籍。遼國則在州以上行政機關設立專門的譯文機構。為了激勵譯員的工作積極性，遼道宗下詔制定了譯史的陞遷等級，按照供職時間長短和工作水平的高低決定其是否升職。金世宗下令成立譯經所，先後將《孝經》、《易》、《書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等漢文典籍譯成女真文。
元代疆域廣闊，民族眾多，先後設立了「蒙古房」、「蒙古官學、唐古特學及托忒學」等官署，培養熟諳蒙文、藏文、托忒文的專門人才，並負責翻譯蒙、回、藏文書籍。明朝初年，為了了解元朝的情況，朱元璋命翰林院侍講火原傑、編修馬沙亦黑等人編撰《華夷譯語》，以漢文解釋蒙古文。
明成祖永樂五年，在京城設立「四夷館」，內分蒙古、女真、西蕃（西藏）、西天（印度）、回回、百夷（傣族）、高昌（維吾爾）、緬甸八館，「置譯字生、通事，通譯語言文字」。明神宗時，又增設暹羅館（泰國）。清初，四夷館更名為「四譯館」，減去女真、蒙古兩館。乾隆時，這一機構又與專門接待少數民族官員和外國使臣的「會同館」合併，改名為「會同四譯館」，分設西域、八夷兩館，直到光緒二十五年（1899）廢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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